谷城：红薯移栽忙 播种新希望

PE就是私人对私人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需要审批。

）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

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袁剑认为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

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如果欧洲——特别是欧洲央行——可以借款并转手放贷收益，那欧洲债务的维持成本就会下降，从而为刺激增长和就业的支出创造空间。

这些把持着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私人银行老板高位的大佬们几乎把全球金融系统拉下悬崖——造成的混乱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能发出这样的议论真是难能可贵。失业及对失业蔓延的担心压低了工资、收入和消费——从而拖累了总需求。幸运的是，我们有替代方案。整体而言，欧洲的财政状况并不差，其债务－GDP比率比美国还要好。

如此多的经济体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地震、洪水、台风、飓风、海啸等等——加上人造灾难更是让人感到悲哀。市场不但一再造成不稳定的资产泡沫，当需求疲软时，市场还会形成加剧下滑趋势的力量。

银行应该加大贷款力度。一边建防火墙一边火上浇油，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这就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大经济体——而欧洲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曾通过紧缩来复苏。一些国家如德国拥有财政回旋的空间，用来进行投资可以提振长期增长，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形成积极的溢出效应。英文原题：After Austerity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2. 进入专题： 经济紧缩 。

如果欧元可以幸存，那也是以高失业和巨大痛苦为代价，特别是对危机国家而言。中小企业——所有经济体创造就业的主力军——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更重。而危机本身几乎肯定会蔓延开来。欧洲忙不迭采取紧缩措施的后果将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会很严重。

欧洲内部已经有合适的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可以帮助资金不足的经济体为必须的投资融资。但迟迟不理解将带来高昂的代价，而欧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美国的每个州都需要对自身的预算完全负责，包括支付所有失业保险，那美国也将陷入财政危机。但这正是欧洲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采取替代措施。希腊的确是支出过度，但西班牙和爱尔兰在危机前财政都有盈余，债务－GDP比率也低。年轻人长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一些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已快达到或超过50％，而且自2008年以来便一直处于难以接受的高水平——因此对社会产生了疏离感。结果，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也就是人力资本，正被浪费甚至摧毁。然而，问题是这不啻是缘木求鱼。事实上，欧洲领导人执意忽视历史教训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

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

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已经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带来负的合法性。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紧缩政策已经窒息了中小企业（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拿中小企业说事了）。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奏效，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

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可见，年轻的克林顿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奥妙是颇有心得的。

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海湾战争大捷之后老布什第一次光临国会的情形，两党议员夹道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可谓荣耀备至。

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有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固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糟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地兑现。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

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

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显然，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